有不法中介声称，可以通过低利率经营贷、信用贷置换高利率房贷的方式，减少房贷利息支出，诱骗购房者签订中介服务合同，其背后却隐藏着高额服务费、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，这种“转贷降息”的操作方式，不仅给购房者带来极大风险，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。

近日，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中介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时，秉持“小案不小办”的原则，深挖案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，制发司法建议，深化诉源治理，以司法之力筑牢“金融绿色屏障”。

从小案中追索背后大问题

“我方要求被告付清中介服务费34000元，并按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。”庭审中，原告某信息咨询服务部陈述道。

“我确实跟原告签了中介合同，他们当时说，帮我把房贷置换成经营贷，手续流程都交给他们，利息能少几十万元，谁能不心动？”被告姚某哭诉道。

这是前不久发生在高港区法院的一幕庭审场景。其背后是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，案件虽看似简单，但原被告陈述中涉及的“转贷”“过桥”“降息”“手续费”等字眼却引起了承办法官彭建平的关注。

“现在大部分买房人是按揭贷款，利率较高，我们就想着做‘转贷降息’的生意。”经过彭建平多次询问，原告某信息咨询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说了实话，“通过提供过桥资金结清房贷尾款，房子解押后再重新抵押给银行，把房贷转为经营贷。这样一来，贷款利率降低不少，且贷款都是通过银行正规放贷，这在行业内并不少见。”

阅览卷宗后，彭建平发现被告姚某作为委托人与某信息咨询服务部签订的《贷款中介服务合同》约定：委托人委托中介人作为贷款顾问，由中介人提供过桥资金、审批材料、营业执照等贷款所需材料，中介人根据委托人的实际情况代为办理经营贷相关业务；委托人应向中介人支付手续费34000元。

据姚某陈述，其与某信息咨询服务部另行签订了一份《借款合同》，由该公司向姚某提供过桥资金用于结清房贷尾款，姚某支付年利率8.6%的借款利息，共计28000元。姚某回忆，当时该公司工作人员向他介绍“业务”时，只宣称提供垫资服务、转做经营贷，并没有说明包括哪些费用。

“当时我也是一头雾水，就觉得太划算了，谁想到这种中介服务就是钻监管漏洞，反而增加了我的负债压力。”直到对方将其诉至法院，姚某这才“如梦初醒”。

经过彭建平一番释法说理，双方当事人均认识到“转贷降息”实质上是规避金融监管的行为，从法律上说不被允许。后原告某中介公司主动撤诉，案件得以化解。

制发司法建议防金融风险

案件虽已办结，但事情并未结束。这家中介公司是否属于“不法中介”？这种行为是否属于“骗取贷款”？会不会扰乱金融秩序，影响金融……一连串的疑问让彭建平并未就此“罢休”，整理好所涉及的疑点，案件被提交至该院专业法官联席会议予以讨论。

“中介公司以降息为诱饵，诱导贷款人与他们签订中介服务合同，一方面出借过桥资金，收取借款利息；另一方面约定高额手续费，明显加重了贷款人的负担，损害用款人的利益。”

“但他们结清了房贷尾款，并提供了营业执照等材料申请贷款，从银行审查角度看，这种操作表面上并没有问题。”

“办理金融案件时要透过现象看到问题，预防发生金融风险。”

在专业法官联席会议上，与会法官围绕疑点问题纷纷发表意见。经过讨论，该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陆乔立提出建议：“要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梳理，将潜在风险进行详细说明，而后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。”

为此，高港区法院就该案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，基于调查成果先后向金融监管部门、部分金融机构发送司法建议，包括“加强对金融机构与其他服务公司合作、收取不合理的服务咨询费用、提高融资成本的行为的监管力度”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、不良债权转让的监管力度”等，充分发挥司法建议“社会治理啄木鸟”的作用，有效从源头预防风险。

为了进一步推动金融风险诉源治理，2023年11月，该院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发出《关于加强金融各机构监管和风险防范的司法建议》，就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贷款中介诱导消费者用经营贷、消费贷“置换”房贷、收取高额服务费的“转贷降息”行为进行风险提示。司法建议书指出，“转贷降息”行为具有虚构材料转贷藏风险、高额中间费用增压力、虚假违规营销乱秩序等风险特点，建议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政策落实、部门协作、监督指导和法治宣传，从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、规范市场主体行为。

收到司法建议后，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，回函称将对违规企业进行核查，并表示将切实强化责任意识，推进机构监管、行为监管、功能监管、穿透式监管、持续监管“五大监管”落地落细，压实银行机构主体责任，督促完善相关制度流程，强化信贷人员监督管理，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。